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,那就是

的车把,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。
他说:
他一声未吭,反过身来挥拳朝我脸上打来。我只感到头“嗡”地一声,面部一阵火辣辣 的疼痛。这一拳激怒了我,我抄起刚才煮饺子用的脸盆朝他砸了过去。脸盆砸空了,发出 “嗵”地一声响。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,我猛扑过去,朝他脸上打了一拳。
他已经带着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,在那些接触中,他扮演的只是旁听者的角色,我 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。待我职业病中的寻觅得到了满足之后,有一天他对我说: “你是不是有朝一日,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‘花木兰’?”
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,把书往炕上一扔:“什么‘高尔基’‘低尔基’的, 除了毛主席的著作,什么书也不许看。”
他有点儿不高兴了:“这既是工作需要,也是对你的照顾。砖窑的活儿,你不觉得累 吗?”
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,张沪见他面黄肌瘦,有时也给他做点儿好吃的 ——在那个环境中,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。山西人多爱面食,几乎一年 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;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,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。无论是多高的厨 艺,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。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,就是从做饭开始的。有一 次,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。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,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,他就挽起袖 子,和起面来了。我知道他身体虚弱,便抢过面盆来——他一把推开我说:“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,就是不经饿。”
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:“在这儿,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,希望你能谅解,因为无 论怎么说,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。”
他在回到茶淀之后,便开始了自杀的轮回“游戏”:在团河他是用一根绳子,来到老巢 他依然“照方抓药”。第一次他自挂于一个窝棚里,被同类救了下来;第二次,队长专门派 积极分子毛振甫看守他,他换了个地方,躲到厕所背后的墙根,再次把脖子伸进死亡的圆 圈,不幸的是又有人发现了他,他被同类从那个绳套中抱了下来;第三次,他开动一个化学 系大学生的智慧,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刻,溜到房后同类们晒被褥的洋灰杆子旁,钻 进自拴的那个○形套套。同类们都出工在田,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职——他终于去了他向往 已久的去处。待人们发现他的时候,他已面色紫青,停止了呼吸。同类们急不可待地把他放 倒在地上,大个子尹长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——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,陆浩青的魂魄离开了 他不愿意呆下去的地方,飞向了他几次争取、几次失败,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鬼城丰都。
他在我身下当真没有求饶。
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,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。
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,“哎呀!哎呀!”急叫了几声,走上来想帮我套车。但 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。还是我急中生智,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 绳,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,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,把毛驴重新 戴上套具和夹板。阿弥陀佛,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,幸亏塞儿塞得很紧,没把黄屎汤一 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。但是这么一折腾,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,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,迎 宾的红旗轿车车队,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,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。车队里每辆 车上都挂着窗帘……
他走进会场,顿时使我吃了一惊:昨天他低头走路时,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;此时昂 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,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。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,还刮净了脸上的 胡子。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,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,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,穿起中 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。一种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的神色,溢于须眉之间。会场死寂了几秒 钟后,沸腾起来了: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他走了。
他嘴角出了血。那鲜红的血滴,使我昏热的头脑略栽清醒了一些;但此时的殴斗,已经 欲罢不能了。他用袖口抹了抹嘴角的血,张开两只像老虎钳子一般的手,向我的脖子夹来, 我虽然闪过了他的双手,却没有防备他的光葫芦头,他那如同铁头僧一般的脑袋,猛地撞在 了我的肩上。我后退了几步倒在了墙角,他不失时机地扑了上来,把我压在了身下。他一边 骂着:“老子今天好好教训你这‘吃屎分子’。”一边左右开弓地抽我耳光。
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。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,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 河。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。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,当地的老猎人告诉 我,它不仅仅天性柔顺,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。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, 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,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。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 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——我们劳改成员,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,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 神,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,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。这件事儿,对我的刺激极大,那美神何 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“狼狗”?
它是狗群中淘汰出局的狗,我们是淘汰出局的人——出于这种精神上的认知,那条狗后 来成了我们的朋友。
她不以为然:“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,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。”
她沉默不语。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。
她沉默了许久,没有作答。当时的“文革”把一切都砸烂了,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 一道难题吗!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,问她是不是“活学活用”之成效,她亦没 有作答。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,我才对她肃然起敬,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,升腾起必 须见她一面的愿望。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址。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,又 在我意料之中——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,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,此时她住在修 女院,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。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,她身着黑色修 女的圣装,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——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,那就是她 脱掉了医生的白褂,穿起了修女的黑衫。她依然是那么沉静,那么安然。让我感伤的是,她 的先生——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,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。曾记得,王继昆在1988 年前后,曾给我来过一封信,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,他在信中说,我的小说《风泪眼》、 《阴阳界》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。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,比较系统地写出我 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(当时《走向混沌》第一部尚未出版);而今他已去了天国,他无论 如何也想不到,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,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。
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、高元松、曹茂林——也许在这方水土中,又出现了一个不拿 板斧的“程咬金”?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,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奇迹。细想想,也不 是没有这种可能,在曲沃支“左”的吴排长,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的干部吗!他何 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,只是在“一打三反”的气氛下,他受级别的限制,无法表达他的 真实观念罢了。因而我祝愿好梦成真。
她的记忆力极好,思维又十分敏捷,一下把黄河浊流与“文革”的混浊联系在一起—— 这就是火车通过有五千年文明的黄河时,留给我的记忆。当时,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 过黄河,并留下“河清的日”的孟浪之词——多少年过去了,黄河一年比一年混浊。当时我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,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,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。此时, 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——我的母亲——我的黄河——在内心独自呼 喊之际,我的眼泪潸然而下……
她点点头,低声说:“我不会那么轻生了,我要等着看看‘明天’!”
她躲开别的售货员,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:“你先不要着急回去,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迟。你母亲前几天,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。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,她精 神还不错。”
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,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。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 内心的忧伤。道理很简单,她一向比我悲观,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,她就更少了活下 去的勇气—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,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。她是水,我则必 须是火,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!
她告诉我: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,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,住着洋妓、老 鸨、小偷、流氓……无穷的争吵,无穷的格斗,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。这儿的知识分子, 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。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(见她发表在《人 民文学》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《曼陀罗花》。
她还是不太明白:“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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