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严重,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。

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,成为一 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,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。因为我外祖父 是个清末“武举”,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“青龙偃月刀”,儿时见他 舞枪弄棒,弯弓射雁,虽觉得挺有趣的,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,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 去练功时,我还是没能从命。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,成不了什么大器— —他是很鄙视文秀才——我的祖父的。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《将相和》中廉颇蔑视蔺相如, 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。
我安慰他说:“你很坚强,养病也要靠意志。再说你离开井下,劳动也轻松多了。”
我把几双手套递给了他:“感谢你为我们编织囚笼。”
我把信念了一遍,说:“他人很老实,我看还有点腼腆。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!”
我把印有鱼纹的石头,举给他看。他顺手把它扔进矿车车斗里,并训斥我道:“那是甚 的宝贝?老子在井下二十多年,见到这鬼玩艺儿多了!”
我悲凉地望着她。
我背诵着:“……旧帽遮颜过闹市,破船载酒泛中流。”
我被架上了吉普车,驶向门头沟医院。
我被看中了。
我被铐住的双手,在这巨大的刺激面前,竟然神经质般地痉孪起来,致使挂在手铐上的 那把铁锁,如同钟摆似地左右晃动了起来——我的精神已全面崩溃,我的心被撕裂了,张沪 生与死的问题,成了我心中惟一的一个结。由于几天急火攻心,当天上午严管号“放风”, 我蹲在粪坑蹬石上解大便时,大便硬结成石头一般,久久排解不出。符××不愿意在茅厕挨 冻嗅臭,先带着严管号成员回舍子里去了,他用不着担心一个戴着手铐的人;会发生什么闪 失。
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,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,在我的同类们中间,被视为解 禁的一颗信号弹。我归队之后,在菜园的劳动中,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——董和高一连几 天没有露面。据门口值班员透露: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。
我被这位新结识的同类的精神感动了——他所具有的东西,正是我在消亡的东西。在那 一瞬间,我突然想起了死于茶淀的几个同类,他们都是坦然地面对死亡的。他不同于他们的 是,他不想自我消亡,而是想在临行之前,满足一下精神需求——试想如果没有五七年这场 灾难,这样的知识分子,不是中国宝石中的宝石吗?但是历史的风暴,席卷走了他为民族贡 献热能的机缘!
我本来就心情郁闷,加上帐篷外的“蹲下”和帐篷里的“见面礼”,心情灰到了极点。 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,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。我口干舌燥,学习时就想 喝上一杯开水。可这儿甭说开水,连冷水也没得喝,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,正好当白开水 解我心中之焦渴。然后,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,伤神地闭上双眼。
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,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。有一天,在那间堆煤 的小屋,也打开了话匣子,那是不知谁谈起了“阳谋”这个字眼的含义时,我讲起了邓友梅 君的一段经历:10月11日,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,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。 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,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(包括演员)。当时,北 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,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,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 态来。友梅能言善辩,语意铿锵有声,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,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 当出色。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:当他红头涨脸,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,台下正为 他有力的揭发批判,响起脆脆掌声时,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 布:“同志们!不要为他鼓掌,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,他——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!”
我比牛轻。
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,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,我还是得那么做。有那么个瞬 间,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,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,说出其中的真实,但是,那后 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,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。
我表示了对他赠我“龟驮碑”的感谢之情,然后又安慰他说:“你们南方人,也一定知 道,龟在民俗中是吉祥的象征,你拾到它说明你是有福之人。它会保佑你的身体,很快恢复 健康!”
我不安地望着他,怕因此而节外生枝。
我不敢久留。借着夜幕为屏,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,握手告别。他的手大我一轮,致 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。说不尽的难言之隐,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。
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,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,出了人民市场后,我沿着小胡同转 了很久,待天大黑了以后,我才偷偷溜进院子。屋门没有关,我轻轻一推,就进了屋子。真 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,她听见我的脚步声,就从里屋走了出来。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 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: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,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;但是垂挂在 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,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。特别使我心动的是,那块大 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,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。由于木牌又大又沉,母亲的脖子被 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——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,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。母亲一下 拨开我的手说:“不行!不行!”我说:“晚上没有人来,您怕个啥!”
我不敢走出会场,也不能再探头下望。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,而 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。
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,曾说过如是的话:“暴虐的政治,能使人类的道德、良知沦为 娼妓。”在朱希的遭遇上,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;不然的话,为什么那些“文革”的打手 们,连任何一丝自愧的感情都没有呢?!
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:“当个煤黑子,也有煤黑子的乐趣。”
我不禁暗暗冒火。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,何以恶意度人?我气急他说:“你这话里 缺少了一点人味儿,谁愿意往手上砍!”
我不禁血涌心头,说了句:“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《母亲》,是革命书籍。”
我不禁哑然失笑。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,何以会到其他 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?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,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,是否也 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,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?!
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,我说:“快了!快了!”
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:“我是个独根苗苗。”
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。他根红苗正,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,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 资本;我出身于

Be the first to reply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